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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日来，记者走访了北京各儿童专科医院及部分三甲综合医院儿科，很多患儿来自北京周围省份和地区。除了部分重症患儿外，就诊患者中，普通感冒及病毒感冒发烧等患儿也不在少数。

李正莉的普通门诊号平均每天70个，高峰时段每天能看80个病人，门诊量月均达1200人到1300人。“春节那个月病人最少，门诊量也有900多人。”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，要顺利获得优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等方式，补足医院包括儿科在内的多个短板弱项专业的开展，壮大和改善医务服务队伍。

“当天大概接诊了20多位患儿。”2月末的一天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（以下简称首都儿研所）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正莉难得“轻松”了一日。下班后稍做休息，她就开始准备晚上的学术研讨视频会议。

“手术难度不能用时长来衡量，还要看复杂度。有的手术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，但过程复杂、技术要求高，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。”武玉睿说。

“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，儿科也不是内科的简化。”李正莉说，“儿童疾病谱比成人广，有些疾病是儿童独有，有些成人疾病儿童也会得。”此外，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动态过程，许多指标和用药有别于成人，这都增加了儿童疾病的诊疗难度。

长期以来，儿童就医难、儿科医生荒等问题，是困扰儿童医疗服务供给的“顽疾”。从全国层面看，近年来我国儿科医疗资源不断增加，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。据国家卫健委统计，现在全国儿童医院达162家，设有儿科的公立综合医院近4400家，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医师从2015年的0.49名增加到2023年的1.02名。

诊断难之外，还有沟通难、检查难。儿童与成人不同，特别是婴幼儿，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症状。“此外，还有用药难。”李正莉说，“国内包括国际，儿科用药存在缺口，很多适症药写了成人用法与用量，儿童则‘酌情减、慎用、遵照医嘱’，增加了儿童用药的难度”。

李正莉说，理想的状态是“分级诊疗”。“感冒发烧等儿童常见病，由基层医院承担，缓解分流压力；三甲儿童医院则集中精力突破疑难杂症。”

“儿童呼吸科全年没有‘淡季’。”李正莉告诉记者，她所在的科室，几乎是首都儿研所最忙的科室之一。“不仅门诊医生忙，病房医生更是24小时手机开机待命。”

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，随着新技术出现，AI赋能儿科医生成为可能。“AI儿童医生在儿童医疗健康服务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，可以在技术、应用、法律法规等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，提高其可靠性和接受度。”

同在首都儿研所工作的武玉睿是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，他每天主刀多场外科手术，工作同样繁忙且充满压力与挑战。“这台是个小手术，后面还有一台肾肿瘤手术。”武玉睿在两台手术间隙，接受了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采访。他说，时间最长的一台手术用了22个小时。

“儿科医生诊疗工作难度大、工作压力大、收入相对低，导致职业吸引力不足，儿科医生的培养和招聘难度也较大。”在李正莉医生看来，儿科医生工作现状中的几个“难”，是影响儿科医生人才培育与招聘的重要因素。

儿科医生短缺是儿童医疗服务供给面临的普遍问题。据国家卫健委数据，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0.58万人，增长了74.4%，但仍存在较大缺口。

但不可否认，儿童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依然存在，特别是每到儿童季节性疾病高发期，这一问题尤为突出。一方面，掌握优质医疗资源的“金字塔尖”儿童专科医院、儿科“一号难求”，医生超负荷工作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基层医院却遭冷遇。儿童就医“分级诊疗”真正落地，任重道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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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玉睿到北京工作前，曾在山东省济南市儿童医院工作多年。1994年大学就读于青岛医科大学前身——青岛医学院的他，曾是该学院最后一届本科儿科专业的医学生。1999年，教育部调整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，取消儿科学专业，全国多数医学院都是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专业。

武玉睿表示，摆在面前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患儿家属对基层医院的信任问题。不过，国家卫健委已采取多项措施，如有助于基层医疗组织提升儿科诊疗能力；顺利获得互联网医疗平台和远程医疗服务，部分乡村地区的儿童医疗服务更加便捷；“分级诊疗”制度逐渐落实。

“基层儿科在提升诊疗水平的同时，还要规范诊疗过程等。”曾到北京周边某省一县医院儿科支援的李正莉说。她还建议，加强全科医生的儿科培训。“社区医院医生多数是全科医生，有必要增加其到儿童专科医院培训的机会。”

作为三甲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，李正莉和同事们几乎是超负荷工作。每周除了有5到6个工作日的日常门诊，还要上夜班，以及“经常支援急诊夜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