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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临近中午，又陆陆续续来了一批日本兵。他们到各户搜查，只要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拉出来，两人一捆绑在一起，先后绑了有七八十人，然后押着这批人向金陵女大方向的路走去。不久，就听到一阵密集的机枪声音传过来。

为了逃生，我们一家人躲在南京五台山附近五条巷的难民区。有一天，几个日本鬼子闯进难民区找“花姑娘”，一把将我的嫂子拉出屋。我蜷缩在地铺角落，我的二姐当年才14岁，吓得用被子裹住全身，一动不动躲藏在我的脚下。屋里光线不好，鬼子未能发现二姐，她才逃过一劫。嫂子骨瘦如柴、面黄肌瘦，外间屋子里住了一位避难的国民党军官太太，人好看，日本鬼子就放开我嫂子，把那位太太拉走糟踏了。惊魂未定的家人将二姐和大嫂送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，我给她们送菜。

这段经历让年少的易兰英身心受到极度惊吓，几十年来如噩梦一般挥之不去，也从此落下了心慌、心悸和耳鸣的病根。她希望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那些被杀害的无辜百姓。

app下载中新网2月16日电 据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”微信公众号消息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易兰英、陶承义于2月15日去世。易兰英生于1926年5月4日，享年99岁；陶承义生于1936年5月24日，享年89岁。

陶承义的父亲被日军杀害后，家里失去了顶梁柱，母亲带着孩子靠做小生意艰难糊口。陶承义说，战争毁了他的童年。老人生前经常对后代说：“我们过去落后挨打，现在我们国家好不容易强盛起来，不能麻痹啊！”

还没缓过神，那个日本军官走到我的面前，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愣在那儿，日本军官抬手重重地打了我几个耳光，我的一颗牙齿被打掉了，满嘴血直淌，耳朵嗡嗡地响。日本军官掏出香烟，做了一下手势，我赶紧递给他火柴，这才没再挨打。

证言：我叫陶承义，1936年5月24日出生。我的父亲叫陶仕栋，1908年出生，在下关鸭子店做帮工。日军侵占南京时，父亲在难民区华侨路被日军抓走，在汉中门外遇难，时年29岁。

同时被日军抓走并杀害的还有七舅舅江金荣和六表哥江家志，六表哥是中医。在我家对面有个叫杨秀英的老太，她是知情人。我还有一个表叔姓段，是杨秀英的姐夫，日军抓人时，他翻墙进入美国大使馆逃生。

为了糊口，家里让我在五条巷临时住所门前摆个小摊，卖香烟、火柴和花生米。一天上午，来了一小队日本鬼子，一名日本军官骑马挎枪，五六个日本鬼子手持刺刀枪。在我的香烟摊不远处有个早点摊，一位年轻人正在吃早饭，头都不敢抬。日本鬼子走过来二话没说，一把将年轻人拉到街对面，一阵刺刀乱捅就把他捅死在地上。

证言：我叫易兰英，1926年5月4日出生。1937年，在日军对南京城的一次空袭中，祖屋不远处挨了炸弹。我们全家躲避及时，才幸免于难。为了躲避空袭，我随家人逃难到江宁土桥的亲戚家。后来空袭减少才返回城内。